农村土地为什么需要向集体流转?
记者：这次您陪同我在息县采访，已经有一篇稿子描述了一些现象，请您在这里再系统归纳梳理一下。 杨刻俭：传统农业是以种植为主，兼顾禽畜养殖、农产品加工为辅的农业，是集家庭育种、耕作、施肥、灌溉、管理、收割，禽畜养殖、农产品加工、销售等一体化的农业。今天，农产品加工业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已经被大工业生产所取代，完全从农民手中剥离出去。农民传统的家庭禽畜养殖由于规模小效率低，养殖业正逐渐为资本所独占。经济作物种植也曾是农民传统的增收渠道，由于家庭种植经营方式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社会化、市场化的生产经营需求，也逐渐向少数资本集中。现代农业所衍生的高收益的观光农业、旅游农业也被资本所垄断。广大农民能从农业中收益的只是粮食种植业。由于小农家庭生产单位无法配备齐现代农业机械和提供农业生产原料，农民必须通过市场向外部购买农业耕作收割灌溉等服务和农业生产原料。而市场化的交易价格远远高于实际成本，致使农民种粮成本大幅度提高，农民增收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记者：目前城镇化勃勃兴起，缓解了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这对农村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杨刻俭：城镇化能够使更多人口离开土地，缓解了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但由于土地流转集中的不均衡性以及工商资本不断侵入农村土地，城镇化带来的人地关系缓和的好处正在为少数人所独享。当前，农业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即便城镇化率达到70%，还会有占全国人口30%的四五亿农民留在农村，几亿农民可分配的农业收益有限。资本又从各个环节参与有限的农业收益的分割，决定了农民致富更加困难，农村社会经济必然会走向萧条，而农村社会经济的萧条将导致农村教育、养老、文化、乡村治理等社会问题更加严峻。 记者：您认为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杨刻俭：当前应当通过农业集体化道路实现农村土地向集体流转，将留守农民组织起来耕种经营，培育农村集体组织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突破家庭生产经营方式的限制，建立一种不排斥劳动力的现代农业经营制度。农村集体组织能够控制农业、农村资源，有效遏制外部资本的入侵，并不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避免农村出现贫富分化，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和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繁荣。 土地向集体流转走农村集体化的好处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您多次提及现在农业生产成本高企的问题，土地向集体流转会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杨刻俭：农民一家一户的土地经营单位只能走市场化的交易方式实现耕地、播种、灌溉、收割，高价从零售商手里购买化肥、种子等农业原料，这无疑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现在的种粮成本已经普遍达到种粮产出的40%以上。农业收入的有限性无法支撑市场化的交易方式。眼下来说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和粮食价格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实现农业机械设施公有制，以集体合作取代市场交易能够大幅度降低耕作成本;农民通过集体组织和生产商直接对接，绕过中间商购买农药种子化肥等农业原料，能大幅度降低农业原料价格，使农民获得更多的种田收益。 记者：您曾经有一篇文章谈到超越专业合作形式重建农村集体经济的问题，您认为农村集体化会在哪些方面胜出专业合作社? 杨刻俭：以家庭为单位的松散的专业合作社合作成本高，专业合作只能在效益高的经济作物领域进行。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和市场行情的复杂性，即便农民以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去联合生产经营，也无法克服农民种植经营经济作物的盲目性。专业合作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所遇到的风险自然完全由家庭来承担。经济作物的市场供求很容易失衡，周期性生产过剩频繁发生。专业合作社的农民家庭收入一般主要来自经济作物收入，一旦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会给农民家庭经济带来沉重打击。而且，当前资本的规模化种植经营利用规模优势、技术优势、信息优势把农民从经济作物领域排挤出去，农民必然失去在种植业领域的这一增收渠道。走集体化道路，农民可以在种粮为主的基础上，兼营经济作物。各地可以合理安排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比重，发展各具特色的并有一定规模的经济作物、形成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减弱和化解市场风险，并以集体的力量抵御风险。农民还可以通过跨村庄的区域合作，实现经济作物的规模化种植经营，通过人才、技术、信息、品牌的整合，联合起来闯市场。 记者：秸秆作为一种农业原料，目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焚烧秸秆还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走集体化道路能否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杨刻俭：土地的个体家庭经营带来秸秆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小规模菌类加工和牛羊养殖的不经济，决定了绝大多数农民退出这一生产领域。虽然有少数资本利用秸秆规模化牲畜养殖，但对总量巨大秸秆的利用极其有限。依靠资本根本不可能完全实现所有的秸秆利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需要解决吃饱饭的问题，还要生产更多的蛋奶肉，改善饮食结构，提高生活水平。蛋奶肉的粮食转化率决定了生产一定数量的蛋奶肉需要更多粮食，进一步增加了粮食安全压力。而走集体化道路就能够有一个集体组织把作物秸秆充分收集，将农村留守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展牛羊牲畜养殖。全国每年六七亿吨秸秆，如果通过集体组织充分利用发展养殖业，可以在生产粮食的基础上再生产出几千万吨牛羊肉和奶类，在种粮之外找到一种普遍的农民增收方式。禽畜粪便可以发展沼气照明、烧饭降低生活成本。大量的禽畜粪便和沼气残渣作为肥料还田能够改良土壤，提高肥力，减少粮食生产对化肥的依赖，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生产出更安全的食品。 记者：在这次采访中，我们都深感农产品加工利润未能为大多数农民所得，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您认为如果走集体道路会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杨刻俭：农产品深加工后可获得几倍、十几倍的利润。走农业集体化道路，能够建立农民集体所有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依靠集体力量发展工业企业，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抵御资本对土地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入侵。现代的信息和交通条件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了基础。走农业集体化道路，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探索以城市工业化为主体、农村工业化为补充的发展道路，通过工农相结合，利用充足的资源和劳动力发展农产品和当地其他资源的深加工。农民在村庄集体化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村与村、乡与乡的联合，实现产品的规模化和多元化经营，扩大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同时集体经济组织尽力提高产品品质，并培育自己的品牌，以品牌引领推动产品加工业升级转型，提高市场竞争力。 记者：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对农村公益事业带来的好处，已经有很多事例来证明，对这个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杨刻俭：我就说一点，农村集体组织要在农村公益事业方面发挥作用，在当前形势下，还需要国家的支农政策和财政投入的配合。 怎样发展集体经济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明白了农民需要组织起来，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杨刻俭：分散的农民需要有一个外部力量来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农民要么被资本排斥，要么被资本组织起来，成为资本的附庸，受资本盘剥。不少农民有走集体化道路的愿望，一些村干部愿意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但他们普遍反映苦于没有政策支持。政府应该作为一个引导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但现在的基层探索和顶层设计是相分离的。基层探索需要对现有政策的突破，特别是探索集体化道路更需要上层政策和资金支持，没有上层的支持难以实现。顶层设计者应当站在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层次上提供更多的引导性的政策，鼓励农民把土地向集体流转。政府要向农村集体组织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要把投入到扶持私人资本的大量农业补贴资金作为发展集体经济的启动资金带动农民集资，鼓励引导农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记者：为什么目前没有一个扶持集体经济的国家层面的政策出台? 杨刻俭：顶层设计者制定政策也需要有的放矢，需要有基层的成功实践来支持，即便顶层设计者有心支持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没有基层的成功实践，他们也不敢轻易制定政策。所以，应该打通底层探索和顶层设计的隔阂，把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底层的实践探索结合起来，把上级政府的主导性和农民群众的主体性结合起来。 记者：这次来息县采访之前，信阳市老促会副会长，也是息县的老县委书记叶昭凯曾向我提及，他在光山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带队到山东考察，他得出一个结论：农村集体经济要发展起来，需要很多大公无私的村干部。但现在舆论对村干部的评价不高，您有何看法? 杨刻俭：农民走集体化道路首先要完成村级集体化，实现村级层面上的合作。为此应该发挥村一级政权的组织领导作用。村级组织吸收了农村留守农民中的精英，他们的政治觉悟、组织纪律、管理经验、领导水平整体上高于其他农民群众，他们在组织生产和执行政策上有着其他各级干部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广大村干部不可能都像王宏斌、史来贺、吴仁宝那样有着强烈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但其中愿意带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也大有人在。如果有政策的引导，有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他们也能够带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记者：对于发展集体经济，您有何建议? 杨刻俭：总的建议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搞强迫制，不搞一刀切。其一，在进程上应照顾到各地农民的思想状况和乡村基层组织的政治觉悟和领导能力，可以从群众基础好、干部能力强、组织领导有力的村组先行先试，典型示范，以点带面。其二，集体化合作程度上可以先从土地家庭经营基础上实现生产工具和农业资料共有到土地集体共耕，再到发展加工业培育明星村，最后到跨区域合作，可以多层次、多类型并存。其三，在产业发展方向上，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扬长避短地生产更有当地特色和优势、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不能简单地把规模做大就叫做地域特色。其四，应当根据市场行情及时调整产品经营加工方向。在一种产品上取得高利润的同时，其他地区农民或企业也会跟进，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未雨绸缪地及时调整生产经营方向，尽量实现多样化经营并不断推陈创新。 |
